上海灘的酒店不能用星級來挑。
外白渡橋北頭的浦江飯店雖然只有3星級，但老上海都知道，這里曾是號稱“遠東第一飯店”的禮查飯店。
1920年，羅素來滬訪學時住在“禮查飯店”310房；兩年后，愛因斯坦下榻旁邊的304；又十年，剛拍完《摩登時代》的卓別林帶著新婚妻子走進了科學家樓上的404。
然后是2015年10月17日。
這天，晴轉多云，來自西伯利亞的3級東北風拂過外灘，老禮查飯店隔壁來了一個新時代的天才。
天才當時21歲，名叫Vitalik Buterin。他生在俄羅斯，長在加拿大，19歲去美國拿了彼得·蒂爾的錢，如今四海為家。
在那個下午，Vitalik Buterin還沒成為后來聲名遠播的“V神”。一場關于區塊鏈的非正式活動在緊鄰浦江飯店的紅象餐廳舉行，見者有份，免費報名。最后來了50多人，討論話題圍繞區塊鏈底層技術，以當時參加首屆區塊鏈全球峰會的國外開發者為主，會場尚未有日后撩動人心的財富氣息。
Vitalik Buterin
這個活動放到今天，入場券賣1000塊都不嫌貴，因為V神創立的以太坊現在已被公認為區塊鏈2.0——借助以太坊的智能合約形成的“通證眾籌”（ICO，本文“通證”都指Token）熱潮席卷全球，每時每刻吸引無數眼球和真金白銀。
三年后的今天，當時聚集了這幫人的上海，看起來成了國內區塊鏈行業的高地：這里有萬向區塊鏈實驗室、比特創業營、NEO、量子鏈、邊界智能、唯鏈等重要的區塊鏈組織和項目。
相比交易所、礦場、礦機公司聚集的北京，上海的特點很鮮明：更關注區塊鏈底層技術，是目前魚龍混雜的行業里，看起來最體面、最有想象空間的地方。
就在前不久，一篇《上海是怎么錯失這些年互聯網機遇的？》文章迅速傳播，感嘆上海沒落，活力不再。
這是老生常談了。現在更值得關心的問題是：
在最新、最熱、最快的區塊鏈領域，上海能揚眉吐氣，重振風采嗎？
比特神教 VS上海陰謀
起初，上海是被瞧不上的。
在2016年區塊鏈概念興起之前，國內的形勢是：北京炒幣，深圳造機，上海呢？開會。
敢想敢干的北京，圍繞比特幣交易，迅速發展起了大的交易所和錢包公司，如火幣、OkCoin等，也造就了許多傳奇富豪。
深圳靠著硬件優勢，成為許多礦機公司設計和生產的基地。在挖礦收益好，電費還不嫌高的2013年，日后生意失利、人間蒸發的烤貓，還曾把礦場開在深圳南山區，左鄰是服裝廠，右舍是電子廠。
上海進場最晚，在比特幣2013年4月暴漲到8000元人民幣前后時，一些關于比特幣底層技術的沙龍才開始在上海興起。
北京的交易所與深圳的挖礦，都直接和比特幣投資有關，而在上海小資情調的咖啡館里，大家更喜歡討論：比特幣的技術還能做點什么？（當時還沒有“區塊鏈”的提法。）
大佬們掙錢，上海“精英”們Meet Up，本來相安無事——交鋒出現在比特幣暴跌后長期橫盤的2014年。
當年7月，Vitalik Buterin創立的以太坊開始首次眾籌。
在2008年中本聰發明比特幣之后，出現了大量山寨幣，大部分都是copy比特幣的代碼，做微調，而以太坊的特殊之處是改進比特幣的底層技術，實現了“智能合約”功能。簡單來說，以太坊提供了一個區塊鏈底層平臺，開發者可以在上面更方便地發布自己的應用。
以太坊誕生的同年，還出現了比特股（BitShares），它被設計成去中心化的全球支付系統和交易所，用DPOS（授權股權證明）算法代替了比特幣的PoW（工作量證明）共識機制——也就是不用挖礦了，以解決比特幣對算力資源的大量消耗。
上海咖啡館里的技術崇尚者，開始寫文章布道比特股和以太坊，稱其為“比特幣2.0”，是趨勢所向。這讓圈中以比特幣投資和挖礦起家的“比特神教”十分不滿。
所謂比特神教，指一部分人的信仰：“比特幣是宇宙中心、絕對真理；山寨幣必死，2.0必死。”在區塊鏈3.0已被如火如荼討論的今天，回頭看神教有些好笑。
但當時，神教背后有很實在的利益：對已經在比特幣和挖比特幣上投入了資產的人來說，當然更傾向于相信其他加密數字貨幣不具備和比特幣競爭的能力，甚至是騙子。
在以太坊開始眾籌時，神教盤踞的巴比特網站上，以太坊被稱為“驚天巨坑”，盛傳以太坊眾籌之后，股東會把募集的比特幣分掉，而不是投入后期開發。
更極端的聲音是：“比特幣2.0”是上海小團伙搞出的陰謀，全世界都沒人搞，只有上海搞。為什么？因為上海人沒在比特幣2013年前的行情里賺到錢，遂搞出一個2.0，幫外國小孩騙中國人的錢。
一位經歷過比特神教和上海“陰謀團體”交戰的區塊鏈從業者告訴「甲子光年」，最嚴重時，談以太坊在國內幾乎人人喊打。巴比特網站上，甚至一度阻攔發布討論2.0的文章，部分活躍的2.0布道者的專欄賬號也無法登陸。
2015年10月，萬向集團在上海成立“萬向區塊鏈實驗室”，并舉辦了第一屆區塊鏈全球峰會。“區塊鏈”的說法由此出現。
不過當時，上海的這場峰會被認為很山寨：
整個大會，雖然冠名“2015全球首屆區塊鏈峰會”，竟然沒有李笑來、趙東、徐明星、李林、毛世行等國內比特幣投資、交易、挖礦代表，更沒有國際上的比特幣基金會大佬。參會的都是些山寨幣開發者、投資者。這些山寨幣有：不知道是什么鬼的物聯幣；叫囂著要超越比特幣的比特股；小天才俱樂部以太坊。
——《為什么比特神教有人認為“萬向區塊鏈實驗室”是裝逼犯？》（幣科技，2015年10月）
同一時間，上海的NEO項目在國內第一個發起“通證眾籌”，NEO致力于利用智能合約對數字資產進行智能管理，被稱為“中國的以太坊”。
這個如今的明星項目在2015年眾籌時，24小時，整整24小時，只募集到最低目標1400個比特幣的60.5%，最高目標2100個比特幣的40.03%。
這40.03%的最后0.1個點，還是NEO創始人達鴻飛在QQ群里喊了一嗓子才有朋友臨門認購的。
這真是一個“純真年代”：在前24小時“搶灘期”給NEO眾籌的用戶居然可以享受15%的額外獎勵。
當時已成為“幣圈首富”的李笑來聲稱自己不認同以太坊這類“以中心化方式運營去中心化項目”的思路。
但兩年后，李老師也開始力捧對標以太坊的EOS項目，幫他們5天融了1.8億美元。李笑來自己主導的PressOne項目，連白皮書都沒有，也快速募集到價值8000多萬美元的通證。
在這股熱潮里賺到的人，都得謝謝V神，雖然這不是V神初衷。
上海高地初現
三年后的今天，形勢發生大逆轉。
當年你愛理不理的NEO，就像《駭客帝國》里已經吃過紅色藥丸的Neo，變得高攀不起，其同名通證的總市值已達到80億美元左右，目前排名全球第六。單價從0.3美元漲到現在的120美元左右，翻了近700倍。
Vitalik創立的“驚天巨坑”以太坊，現在已經被公認為區塊鏈2.0。去年，以太坊和摩根大通、英特爾、微軟成立企業聯盟，俄羅斯總統普京會面V神。
以太坊總市值也穩定在加密數字貨幣的第二名，目前在1000億美元上下波動，逼近1500億市值的“宇宙中心”比特幣。
鄙視鏈掉了個頭。過去被國內神教認為山寨的V神，現在看才更代表國際主流趨勢，而國內的許多大佬，在更加推崇底層技術開發的全球社區里并沒有太高地位，他們被最早玩比特幣的灣區極客視為“投機分子”。
一種夸張的說法是，加密數字貨幣投機是“魔道”，發展區塊鏈技術是“仙道”，上海一開始就走的是修仙路線，根正苗紅。
輿論上，似乎也能看到這種“仙漸勝魔”的勢頭：在中國政府2017年的強力監管后，過去以炒幣、挖礦和做交易平臺為主的大佬紛紛學會低調做人；而更關注底層技術的“鏈圈”逐漸走入主流視野。
但更準確地講，正在發生的事不完全是新舊勢力更迭，而是“順承”和“融合”。沒有最開始的比特神教，加密數字貨幣在中國的影響力不會逐漸擴散，但之后不少神教信徒逐漸“信仰瓦解”，在積累了原始財富和認知后，有能力和視野的人，都在思考如何做更實在的區塊鏈應用。
上海的高地效應初步顯現，這里聚集了許多國內優質項目：NEO、量子鏈、唯鏈、邊界智能……從2015年到2017年，上海連續舉辦了三屆區塊鏈全球峰會，第二屆峰會同時也是當年的以太坊全球開發者大會。
區塊鏈在上海，乃至中國的這些發展，繞不開一個關鍵角色：萬向區塊鏈實驗室。
2015年9月，萬向控股有限公司出資成立了萬向區塊鏈實驗室。這是國內首家關注區塊鏈技術的非盈利性研究機構，聯合創始人是中國萬向控股有限公司副董事長兼執行董事肖風、V神，以及比特股聯合創始人沈波。
在IBM研究院工作了16年的曹恒于2016年創立了用區塊鏈技術提供分布式智能數據服務的邊界智能。
她告訴「甲子光年」，創業的契機是“萬向剛好在上海”。她從2015年就開始關注區塊鏈技術，在2016年有機會參加了萬向區塊鏈實驗室舉辦的以太坊還有區塊鏈技術大會。
當時，V神是萬向實驗室的首席科學家。曹恒在交流學習中發現，區塊鏈技術比2015年她了解時有了更快的發展，已可以用來解決一些金融之外的問題。
萬向區塊鏈實驗室同時也是上海三次全球峰會的主辦者，叫響了“區塊鏈”這個詞。
見證過三次峰會的暴走恭親王告訴「甲子光年」，后兩年的人數比第一年明顯增多：“肖風博士時機把握得特別好，2015年10月，剛好是全世界區塊鏈或者說數字貨幣，剛剛從低谷走出來的時候，后面開始一路上揚。”
可以說，萬向區塊鏈實驗室在參與推動全球區塊鏈的發展中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2017年初，萬向控股又成立上海萬向區塊鏈股份公司，整合旗下的區塊鏈商業創新咨詢、新鏈加速器和萬云服務平臺，注冊資本1億元人民幣，肖風任總經理。注冊地就在上海虹口。
在上海本地，另一個重要的組織，是更為松散的“比特創業營”。
比特創業營活躍成員和V神的合影
NEO的創始人達鴻飛就是比特創業營在2013年的7位發起人之一。 達鴻飛向「甲子光年」回憶，7位創始人本是一起討論比特幣技術的網友，在見面后的一次晚飯中，徐義吉提出想做一個社區，定期“Meet Up”。
當時每周或每半月，比特創業營會在上海五角場創智天地組織沙龍，費用由社區里的活躍分子一起承擔。
現在，當年這些沒事開開會的人成了上海區塊鏈的中堅力量：
達鴻飛創立了NEO，徐義吉和王冠在做星云鏈，初夏虎（顧穎）搞了元界，大頭（張銀海）在做投資，巨蟹（劉嘉陵）在從事比特股相關工作，藍領（孫銘）為分布式資本處理法務。
大勢面前，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短短兩年多，神教勢力衰落，“鏈圈”聲名鵲起。上海也伴隨區塊鏈領域重視專業技術的趨勢，成了各種正式大會、非正式沙龍的聚合地。
如果說，上海錯過了互聯網創業的機會，現在看來，區塊鏈這一波，黃浦江的春潮可能又來了。
慢鳥先飛？
問題是：為什么是上海？上海怎么又行了？
一種常見的說法是上海是金融中心，區塊鏈技術最先應用在金融領域，和上海天然親近。
而達鴻飛則將此理解為一種“自然界現象”：“早期一些星星點點的事情，對整個系統帶來的抖動是非常厲害的。”因為上海剛好最初聚集了一批對技術本身更感興趣的人，之后就聚得越來越多；而北京則碰巧出現了一批搞交易所的。
其實“親近”加“巧合”的說法可以放在一起看。萬向區塊鏈實驗室是上海目前產生區塊鏈高地的一個關鍵性因素。就像變革需要領袖，雖然馬克思教育我們，沒有列寧，也會有十月革命一聲大炮，但杰出人物和組織，卻很可能改變歷史故事的具體時空組合。
而萬向集團會關注區塊鏈，又和萬向本身在上海的金融布局有關。萬向長期關注金融科技領域，很早就注意到了大數據和加密數字貨幣技術。
少年時期在上海生活的曹恒說，上海的城市氣質可能也是區塊鏈技術發展的因素之一。
她在北京和上海都工作過。北京給人的感覺是“拼”、“戰斗力強”； 而上海的氣質是：沉穩、專注，專業精神。
在互聯網下半場的“模式創新”中，上海的Professional拼不過擼起袖子加油干的北京。但區塊鏈目前的發展，仍處于一個技術突破期，上海的咖啡館和Meet Up氛圍、在干凈的辦公室里研發底層技術的工作方式仍然適宜。
上海的另一個優勢是“國際化”。Onchain的首席戰略官季宙棟觀察到，上海的區塊鏈項目比北京同類項目的國際化布局時間早、程度深。而區塊鏈又是一個高度國際化的行業，出海勢在必行，最領先的團隊和技術目前仍在海外。
但「甲子光年」聽到的最有趣的說法是，以上通通不對：“上海哪里有什么優勢，只是慢半拍而已。”在北京、深圳、杭州都已開始炒幣、挖礦、造礦機的2013年前，上海卻動靜不大，卻正因為出招慢，才直接進入了2.0，有了后發優勢。
慢半拍，是因為膽小。
膽小，所以上海人不敢搞交易所和挖礦，這些行業創新多少帶有一點摸不準的成分。
“北京交易所，杭州礦場，當時什么東西都在動。上海這幫人呢，天天在一起坐而論道。大家來討論來討論去，覺得這東西可以再等等，結果一等就等出一個比比特幣更好的東西，區塊鏈。”一位上海本地區塊鏈資深人士告訴「甲子光年」。
2016年10月，CoinDesk上登載過一篇“In China,Two Cities Mirror Blockchain-Bitcoin Divide”（《在中國，兩座城市映照了區塊鏈-比特幣分野》）。
這篇文章提到，在北京總是能碰到比特幣至上主義者，而上海人的態度明顯不同，他們認為比特幣已經是過去時。
當時初夏虎對文章作者說：比特幣技術是革命性的，但是它也是一把雙刃劍。具備革命性或許阻止了比特幣成為一個主流資產的類別。只有當項目本身避免革命性污點時，當地政府才會給予最強的支持，但比特幣已經無法擺脫這個污點了。
這很能說明上海人的態度。你可以稱之為膽小、精明、或謹慎。這份謹慎，來自上海一直是中國管理“最規范”的城市之一。
光腳的不怕穿鞋的，這是上海慢半拍的原因。相比國內許多城市，上海不僅穿著鞋，穿的還是一雙銀色亮片細跟高跟鞋，blingbling很閃，但走路也得悠著。
特別熟悉比特幣在中國發展的人，可能會覺得以上評價有失偏頗。因為中國第一個比特幣交易所“比特幣中國”正是2011年在上海創立的。（比特幣中國已于去年9月停止交易，今年1月30日，有消息稱香港一家基金已收購比特幣中國。）
但上海人會說：楊林科是溫州人啊！
溫州人最擅長的就是賣鞋。
重蹈覆轍 or 重拾風采？
拋開“顛覆未來”、“重構社會”、“這是比互聯網還大的事”的花哨說法，此次區塊鏈熱潮，本質上是一場技術革新，和以往的技術革新有共通性。
對暫時在國內站上高地的上海來說，擺在面前的有兩條路：一是重蹈覆轍，再坐一遍互聯網的過山車，將高地拱手讓人；二是重拾風采，抓住機會，一舉成為科技前沿之都。
可能上海的頭面人物和喝著咖啡的市民看到這兒會覺得挺好笑：我們沒有失去風采，好伐。
不認為自己有什么問題，這可能是上海最大的問題。
對于上海能否抓住區塊鏈這個機遇，「甲子光年」的態度是謹慎中性。
第一，船大難調頭。
上海發展了這么多年，以前的問題不會因為一個新的產業出現了就快速解決。
總體來說，上海不是一個對小公司創業，和先鋒創新特別友好的城市。上海的城市文化更追捧大公司和“混出樣”的人。
一位上海區塊鏈領域的從業者告訴「甲子光年」，上海政府是會有少量經費支持分配給區塊鏈領域。但一般最終拿到的是一些相對成熟的項目。好處是，確保錢沒流到不合適的人手上；壞處是，創新性非常強的行業和小團隊，很難達到申報標準。
曹恒明顯感到，杭州和浙江的一些地區對區塊鏈創業更積極。她已經接到好幾次邀請，對方給出的落地政策十分優惠。而作為大都市的上海有足夠吸引力，暫時沒有顯現明顯的產業政策傾斜。
在上一輪互聯網創業里，一個被講了無數次的故事是曾經在上海創業的馬云后來卻去了杭州。上海房租太貴，導致馬云資金緊張，再說當年上海年輕人的夢想是穿著套裝在1999年新竣工的金茂大廈88層端著咖啡俯瞰天際線，見面都互相叫Justin、Amy的，怎么可能看上給自己取名“風清揚”、“逍遙子”的怪咖公司。
如今，在區塊鏈和加密數字貨幣領域，杭州的力量也不可小覷，聚集了巴比特，秘猿科技，趣鏈科技，云象，和正在籌備上市的嘉楠耘智。
“想都不要想，沒可能。”一位在上海經歷過互聯網和區塊鏈兩次創業潮的人告訴「甲子光年」，他覺得上海是沒戲的，因為上海對創新的監管太嚴，以求穩、規范、不要出事為第一導向，如果這個思路不改變，一定會把創業者逼到別處。
「甲子光年」持謹慎態度的第二個原因是，區塊鏈領域還在“造馬路”階段，人才為王，而上海的信息科學人才儲備并不占優。
在去年9月15日的第三屆峰會上，V神在演講中認為，區塊鏈應用目前的主要障礙仍是技術，這也是行業的一個共識：急需解決怎樣規模化、增加可承載交易量，怎樣處理隱私等問題。
馬路造不好，根本跑不了車子。那么，區塊鏈的馬路究竟多久可以造好？
可以拿互聯網1.0時代做比較，從雅虎的發展看，從概念高估到真正發展壯大，大概5-6年。彼時，開發者不僅面臨軟件基礎問題，還面臨硬件基礎問題，上網還需要撥號，光纖都沒有，更別提現在的4G、5G。相比之下，如今，互聯網為區塊鏈的發展打下了足夠好的硬件基礎，即便如此，區塊鏈行業真正的基礎設施積累，可能還需要3年左右時間。
在這個“造馬路”的階段，關鍵是網羅技術大牛，得人才者得天下。真正能贏得區塊鏈創業的人，不是炒幣的人，而是對基礎技術有貢獻的人。
但上海本身的業界信息科學人才顯然不比北京、深圳、杭州等互聯網公司扎堆的地方；在學界，北京高校的優勢十分明顯，北大信科、清華姚班都在培養頂尖的技術人才。放眼世界，硅谷的優勢更是一騎絕塵。
上海雖然開局很好，但在基礎攻堅階段，早3個月、早5個月，不一定有先發優勢，還要看誰能在政策上、管理上和社會資源調動上打配合戰、打持久戰。
對上海的區塊鏈前景謹慎的第三點原因是，區塊鏈是一個高度國際化的行業。
上海的競爭城市并不僅在國內，如果以上海建設全球金融中心的目標來看，紐約、倫敦都是目標對象。
根據德勤在去年11月發布的報告，GitHub上，區塊鏈項目開發人員大多住在北美或歐洲，舊金山最集中，其次是倫敦和紐約，這里有大量的金融項目需求。
“你看我們這次大會上的幾十個Speaker，絕大部分都來自世界各地，北美的、歐洲的都很多，所以你說上海的區塊鏈怎么樣？我覺得很難來以一個城市來定義了。 ”達鴻飛說。
目前業務是提供技術服務的邊界智能，也正在和被認為可能是區塊鏈3.0方向之一的Cosmos合作公有鏈新項目，這意味著未來邊界智能也將從全球社區吸收更多開發者。
當然，即使是高度全球化的行業，也一定會產生重要節點，產生數字海洋的重要“港口”。
2015年，第一屆區塊鏈全球峰會上海舉行時，參與者多是國外技術人士。
2016年，第二屆全球峰會連同以太坊開發者舉行時，中國銀行前行長致開幕詞，1200多位各國代表、全球50家媒體超過100名記者來到上海參會。
到2017年，國內媒體對區塊鏈關注最多、熱情最高的一年，第三屆全球峰會在以夜店風著稱的W酒店舉行，對岸就是照亮上海灘的東方明珠，但這場峰會卻是頂著壓力，悄悄摸摸舉辦的，幾乎沒有邀請國內媒體。
在第二屆峰會上，萬向的肖風曾許下豪言：“力助中國在全球區塊鏈行業牢牢掌握話語權。”
現在的問題是：2018年，第四屆峰會還會在上海召開嗎？
儂來伐？想好了伐？
2015年10月那個下午，當V神在紅象餐廳里談論區塊鏈技術時，他可能不知道樓上的浦江飯店，在中國的近代科技生活中有多么重要的位置。
1882年，上海首次試燃15盞電燈，其中有7盞就在浦江飯店及其花園里，這也是中國亮起的第一盞電燈。1901年，中國第一部電話在這里接通。
這里也是新中國金融業發展的重要見證地：1990年12月19日，上海證券交易所在浦江飯店內開業。
那是上海的黃金年代。憋了這么多年，剛富起來的城市顧不得姿態好看。整個市場就8只股票，但排隊買股的人通宵達旦，最高峰時得排5個通宵，才能拿到一張委托單。此后，上海走上它建設國際金融大都市的康莊大道。
而同一時間，彼時被上海仰望的香港，卻開始了隱秘的“墜落”。1970年代，香港曾創造十年間GDP總值從38億美元增長到288億美元的輝煌成績。但到80年代之后，香港逐漸轉向地產和金融行業，放棄了制造業。
原因之一是改革開放使香港企業可以方便地享受兩岸發展差異的紅利，將工業生產線搬遷到內地，圈住土地，雇傭廉價勞力，出小錢，掙大錢。
最初的紅利，最后的苦果，經濟收益的慣性，減緩了香港創新、升級的速度，頹勢在90年代末開始顯現。穿的鞋太精致，難免阻礙了趕路。
有一句雖然是唱給香港的，但很想問現在的上海，在最新的一輪變革中：
東方之珠，我的愛人/你的風采，是否浪漫依然？
或者我們直接一點，面對這個巨大的新機會：上海，儂來伐？想好了伐？
